卌年丨蒋少龙：活跃在财经圈中的几位79级学人

作者简历

本文作者
蒋少龙，1950年代初出生于成都，“老三届”+“新三届”学人。1983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，《经济学家》杂志社教授级编审、四川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、四川省农村发展促进会专家委员会委员。现已退休。

原题

我们都是七九级

作者： 蒋少龙

新三届系77、78、79级的大学生，即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三届大学生。据统计，1977-1979年高考人数和录取率分别是：1977年高考人数570万，录取人数27万，录取率5%；1978年高考人数610万，录取人数40.2万，录取率7%；1979年高考人数468万，录取人数28万，录取率6%，均创高考录取率最低（近两年的录取率是百分之七八十左右）。

余生也晚，忝列七九。虽好事多磨，但总算赶上了最后一班车，圆了毕生的大学梦。

曾有人说，80年代初期毕业的新三届是建国后质量最高的大学生，整体上优于现在的博士生。此言不虚，新三届大学生后来大都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，于国于民功莫大焉。

相较77、78级，79级大学生在年龄、人生经历等方面有一些差别，故有“温七九”之称。温与瘟同音，意即差一些。虽然是自嘲，然“温七九”不“瘟”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不信且看下文。

我的同学是“店小二”

笔者与同学T（图右）合影

这位自称“店小二”的同班同学T与我是同一个寝室的。他是重庆人，60后，上大学时才18岁。我们班一共31位同学，最大的28岁，最小的只有16岁。四川财经学院（今西南财经大学）77年因校舍被占未能招生，78年招收第一批学生357名）。79级是该校文革后招收的第二批学生，T的学号是361，我的学号是363。

T是我们班年龄比较小的，故睡在我对面的上铺。那时文革刚刚结束，各方面百废待兴，不少大学的办学条件也是很差的。一般是七八个人一个寝室，上下铺，面积10多平方左右，老式楼房。

T年少老成，成绩还不错，好像大四时就在学校学报《财经科学》上发表过文章。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某部政策法规司。当时愿意到北京去工作的不多，大多数人都希望回自己家乡去。但分配到班上重庆的名额只有一个，而我们班有三个重庆人，其中一个系独子，所以照顾这位同学回重庆去了，而T到了北京。

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。人生其实就是一系列的偶然，T的命运就此改变。

几年过去，大概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我到北京开会，专门去拜访了T。他当时比较郁闷，问他何故？他说他主持了一项国家级课题，部里面很重视，专门安排要向部党组汇报。这本来是好事一桩，但他当时还不是党员，按规定无权参加部党组会议，所以改由另外一位党员向部党组汇报。这项课题本来是T主持并执笔的，结果好事落在他人身上，想想也是够憋屈的。

2000年，T在京遇见时任西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的王某，提出他希望回母校读博，于是T如愿得以回校产业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，5年后获经济学博士学位。

士隔三日，当刮目相看，此时的T已非昔日的T。1991年3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，现在已是中委和地方大员。2019年，T致广大网民朋友的一封公开信中谦称：“作为大家的‘店小二’，我们将坚持把老百姓的事当作头等大事”。没有官话、套话，实实在在，T还是原来那个T。正如他在2019年10月同学入学40周年纪念册的感言所说：“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当然也好好说话，更好好做人。”

我与尉文渊的一面之缘

我与尉文渊曾有一面之缘，认识他之前，曾风闻有关他的不少传说。比如说他是“全国最大的处级干部”；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股份制研究；曾任职于国家审计署和人行上海分行；1990年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；更为传奇的是与万国证券总裁管金生和申银证券总裁阚治东被称为“上海滩证券三猛人”；在全国率先放开股价，取消涨停板；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股份制咋地而起。1989年底，当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，曾当面向邓小平汇报上海希望建立证券交易所的设想。邓小平回答说，好哇，好好干，不要害怕。一年后，即1990年12月19日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告成立。而鲜有人知，当初这一震惊世界非同凡响的重大举措，来自中国最高层领导人的决策，新中国第一次有了证券交易所。

那时笔者在四川省体改委主办的《改革时报.股份制特刊》担任主编。1993年7月23日，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一行来蓉考察证券市场。当日在成都蜀都大厦，笔者与之相谈甚欢，方知有关他的诸多传说不谬。

事有凑巧，笔者与尉文渊都毕业于财经院校。

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大调整，我国以大区为单位形成了四大财经学院。分别是华东大区的上海财经学院、西南大区的四川财经学院、中南大区的湖北财经学院和东北大区的辽宁财经学院。文革后这四大财经学院分别更名为上海财经大学、西南财经大学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东北财经大学。

尉文渊1983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，笔者也是同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系，且同是五十年代生人。也许是这个原因，尉文渊与笔者一见如故，快人快语纵论股份制。

说起四川的股份制改革，他说过去人们一般关注上海和深圳两地的上市公司，而四川上市公司1993年以后异军突起，已占沪深股市的三分之一左右，这与四川股份制改革搞得比较好是分不开的。四川无论从地理条件、人口数量、自然资源，还是人们的投资意识来说，都有较好的条件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十分关注四川股份制改革的进程，尤其希望有更多的上市公司在沪上市。

往事如烟，“少不更事，一切都是零，大家都是股盲”，尉文渊曾自嘲的笑着回忆道。不幸的是，一语成谶，后来在1995年“327国债期货事件”中，尉文渊因监管失察而无奈请辞，自此从上海证券交易所销声匿迹。

詹小洪与《经济学家茶座》

笔者与詹小洪（左）合影

我与詹小洪是同行，他在我国经济学界权威杂志《经济研究》工作，我在《经济学家》任职。我俩都是50后，相识已有20多年了。

1997年10月，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11次年会在武汉大学召开。这是我国经济理论界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会议，我与詹小洪作为权威期刊代表应邀参加了此次大会。

会期7天，有几天是在船上召开，白天游览三峡和葛洲坝，晚上在船上开会，颇有当年“巴山轮会议”的风范。上图我与詹小洪合影的那张照片，就是在三峡的轮船上拍的。

詹小洪是江西人，1979年考进山东大学经济系，后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工作，曾担任《经济研究》副主编、编辑部主任。后来听说他到韩国去了，是应韩国朝鲜大学之邀，去教授汉语。他对韩国颇有研究，著有《告诉你真实的韩国》一书。

现在的经济学论文，大都要求数学模型，有的连专业人士也看不太懂。我曾听《经济研究》某主编说过，该刊发的文章就是要人看不懂。

其实，把文章写得看不懂很容易，把文章写得通俗易懂那才是本事。

詹小洪也是这个观点，他更喜欢的是有趣味、有亲和力的经济学文章。在这个问题上我俩有共识，他的这一才识后来得以在《经济学家茶座》展现。

1999年，时任山东人民出版社社长金明善邀请他参与创办杂志书《经济学家茶座》。两人是山东大学经济系79级的同班同学，金明善作为一个出版人，很有商业头脑。

当年初，山东画报出版社主办的以书代刊形式的杂志书《老照片》一炮打响，全国不少出版社掀起了创办杂志书（又称MOOK）热潮。

这种杂志书兼具图书和杂志的特征，用书号出版，免去了申办刊号的麻烦；又有定期出版的期刊特征，邮局也可订阅。

是年六月，金明善和该社前社长刘德久、编审董新兴来到北京，找詹一起商量创办一份经济类的杂志书。

一拍即合，《经济学家茶座》的读者定位于“知识大众”。包括经济圈内人士、经济院系的大学生、研究生、青年教师，对经济学感兴趣的非经济专业人士，如公司白领等。

《经济学家茶座》虽然由山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兼任主编，但实际依靠执行主编詹小洪组稿，出版社只支付中低水平的稿酬。稿酬虽低，詹小洪却运用他的人脉关系，从国内外邀来一流经济学家，撰写出一大批通俗有趣的经济学随笔，以飨读者。

《经济学家茶座》火了，《茶座》系列成为山东人民出版社的品牌。我也是《经济学家茶座》的忠实读者。

20年来，《经济学家茶座》已经连续出版了80多辑，并派生出《法学家茶座》《社会学家茶座》《历史学家茶座》等多个品种。

由于市场竞争的严酷，纸质媒体遇到了互联网的挑战，坚持到今天的只剩下《经济学家茶座》一家。

现在，詹小洪又启动了《经济学家茶座》微信公众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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